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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另外，由于党员除在政府机构当公务员外，还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身份跃升，党纪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更难维持。

其实，对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划分，主流观点是以行为适用对象与效力作用对象的范围为标准的。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5期。

负责人批示的主体包括了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行政批示的主体则限制在了行政机关内(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不包括党委，党委负责人的批示行为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科层制中的每一个人员都要对自己及下属的行为负责，因此他对下属就具有命令指挥权，下属则必须服从。批示并不仅限于上下级之间，还存在于每个行政机关内部。有学者认为行政批示只是行政行为作出的一种辅助程序，是行政机关负责人行使职权的手段之一，并不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因为诉讼的目的是救济权利，只要权利受到损害就必须救济。

行政决定通常针对的是具体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通常情况下，行政决定尤其是重大行政决定在作出之前是需要负责人批示的，它是行政决策(决定)的前置程序。(一)行政上的规制 行政批示毕竟属于内部行政程序之一环节，通过行政自我规制更为合理，阿斯曼曾说：有效权利救济要求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由两段式的制度构成，即以对行政完整之法律监督为基本模式，以行政享有最终决定权，由行政系统自我监督为另一面向之监督。除了早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中成长以外，也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等地成长。

至20世纪初，现代资本主义已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巨量财富，不仅使其人口大增，也使其政治控制下的领土达到极限。自12世纪初起，扩展到法兰西和西班牙海岸。南方人出现在弗兰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是城市居民中最活跃、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分子。

但正如前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那样，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等在不同历史体系或文明中也只有程度之分，无本质之别。这里，因果关系是不可以颠倒的。

[18] 商人等级的最下层是小商贩，或摆摊，或开小铺，或走街串巷，做小本生意，赚蝇头小利。事实的确是，北意大利诸城市是在与中东贸易中率先繁荣起来以后，才对西欧和中欧其他地区的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才使其得以渐渐走出停滞。（摘自阮炜《文明的意志》） 进入 阮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西方资本主义 。这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是一个巨大优势。

[17] 这是权利与利益关系的一幅绝佳写照。弗兰德和伦敦享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从这里向南经海路、陆路可方便地达到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向东也可经海路与波罗的海地区展开贸易。这是商业和商业之间自然吸引的结果。经过斯普卢根山、圣伯纳德山和布伦内罗山的隘口，把地中海激起它们积极性的那种有利因素带给欧洲大陆。

有了商业，剩余产品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16]  参巴里·K·吉尔斯、安德列·贡德·弗兰克，《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载弗兰克、吉尔斯（编）《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165-235页。

一直以来有这么一种看法：在近代初期，对资本主义发展极有利的因素如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自由市场等只存在于西欧，而不存在于其他经济体系或文明里。[8]意大利港口城市在与中东贸易的同时，也与其他意大利城市乃至欧洲内陆展开贸易。

因为经济自由和个人权利究竟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还是其结果，或者说，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讨论的。[19] 与商业及派生职业紧密关联的，是各行各业的工匠。在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市带动下，西欧其他地区的贸易逐渐繁荣起来，经济复苏得以在各地启动：海上贸易逐渐发展，范围自然越来越广。这时，中国人如此痛切地认识到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后来几无保留地接受了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将其奉为真理。这一点学界早有共识，无需再讨论。每个城市构成一个市场，其吸引力的大小与其重要性成正比……城市或大或小，到处可以见到……采用了社会再不可无的劳动分工。

然而，无论主要由商业资本主义来推动，还是主要由工业资本主义来推动，资本主义一直是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之内发育、生长的，西欧式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只是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总体发展和演进的产物，决非仅凭西欧本身便能够开出。[1] 对于那些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的国家而言，美洲为它们国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销售市场，相关产业随之发展起来。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仍然没能抓住事物的本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知识界的中心论题是：中国有没有过封建主义？如果有，是什么时候开始和结束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能率先在中国开出？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国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大论辩。

自1074年起，有文字记载，在巴黎有意大利商人（无疑是伦巴第人）。这个优势并不是欧洲之外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在内，都享有的。

[14] 尽管威尼斯受辩证法的制约，渐渐衰落下去（其衰落恰恰是因为太成功），但资本引起的链锁反应并没有停止，而是一发不可收拾，扩张到全欧洲。从美洲市场对欧洲工业革命所起的重要作用来看，这种优势的意义就更明显了。威尼斯等地的意大利人与弗兰德等地人们的贸易往来，又必然带动意大利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欧的经济发展。[12] [ii]但这还只是12世纪初叶发生的事。

长期以来，西方和中国知识界把这些历史现象同现代性挂起钩来，而现代性又跟现代资本主义纠缠在一起，从而造成了这种印象：似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都是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先决条件。[9] 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的是，威尼斯等城市与伊斯坦布尔、开罗等中东城市的贸易往来，是它们在全欧洲率先摆脱停滞，实现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

他们最难忍受损害他们的利益和自信心的处境。这里，18世纪西方人在西欧、非洲和加勒比海三地之间开展的三角贸易— 满载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船只从西欧开往西非沿岸，交换那里的黑人奴隶，然后满载黑奴直接驶往加勒比海地区卖掉，用赚来的高额利润再购买美洲生产的蔗糖、烟叶和朗姆酒等产品，最后满载这些产品驶回西欧，又赚一个大价钱 — 尤其引人瞩目。

最后，禁锢经济活动的封建领地制度被打破，整个西区社会焕发出勃勃生机：古代罗马城镇恢复了生气，在城堡脚下，在海边、河岸、河流的汇合处以及天然道路的交叉点形成了商人聚居地。那么，究竟是谁在商业资本主义中唱主角？是商人。

这时的西方可谓达到了权力的顶峰。最终说来，市民所获得的独立自主和权利意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一种更加尊重获利动机及相应行为的社会经济制度或社会经济形态的结果。也参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第71页。尽管时间和环境迥异，他们当时所起的作用正好比得上18世纪末期以后资产阶级在结束旧制度的政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中世纪史专家皮雷纳便说：在最初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观念。从中东输入的物品是胡椒、苏木、锦缎、精美的金属制品。

商业能够刺激生产，活跃经济。以上讨论表明，现代资本主义决非凭空出现在英国，而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地理和历史原因，有着整个西欧甚至中东这一大背景。

如果权利不能带来利益反而剥夺利益，就不争取，甚至送上门来也不要。[6] 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没有自己的货币，直到13世纪晚期仍在使用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金币，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